我们前面讲过，墨子实际上不轻易言兼爱，真正能奉行兼爱道德高标的人是非常少的，墨子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墨子》一书，大部分是强调爱的交互性，讲的是一个兼相爱。
他认为思想是多元的，而二程朱熹所鼓吹的一线单传的道统心传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古今此天下，许多大君子或如此作来，或如彼作来，或因之而加密，或创起而有作，岂有可传之心传，直指单传，与一物事教奉持保护哉。二是大学士瞿式耜，与传教士有密切交往，曾为艾儒略(Giulios Aleni)《性学觕述》作序，王夫之对他非常崇敬。
(80)王夫之：《思问录外篇》，载《船山全书》第12册，第434页。(一)对利玛窦(Matteo Ricci)所云太极非实象、不能为万物之原的回应王夫之的氤氲化生的自然史观，首先是对利玛窦所云太极非实象、不能为万物之原的回应。(50)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二，载《船山全书》第12册，第69页。三是吸取中国天主教学者对宋明理学立一理以限天的批判，确立即天以穷理的认识论原则。同样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72)，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73)。
(11)氤氲之中，阴阳具足，而变易以出，万物不相肖而各成形色，并育于其中，随感而出。他认为排斥人欲而只言天理并不能与禽兽划清界限，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性是理与欲的合一，人欲中也有属人的至仁大义：《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彻底显出诚仁、诚知、诚勇，以行乎亲、义、敬、别、信之中，而彻乎食色之内，经纬皆备，中正不忒，方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随着巨子孟胜与其一百八十三名徒众在阳城的战火中覆灭，巨子被传到了宋国的田襄子。
[12]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16—20页。血淋淋的脑袋，多么诱人的脑袋。云梦秦简律法中就有所谓公室告，如贼杀伤、盗它人等，秦律鼓励公室告，甚至认为，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应该听从[27]。[44]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为了实现那种最高的自由，我们可以限制或者取消低级的消极自由。[22]《昌黎集·读墨子》。
这种想法，古今中外，都有例子。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双向选择[34]。墨者认为，为了拯救天下，从巨子到普通徒众都必须上刀山、下火海，兼爱天下，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提到，尽管政府受命于人民，但一旦这个政府滥用职权，那么人民便有权用强力来加以扫除。
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唯一的一人便是天才斯大林，而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45]。根据钱穆观点，墨子死于公元前390年[15]，这就说明，早期墨家尽管已经建成了伟大领袖领导下的严密组织，但还未想到将整个社会建设成伟大领袖严密控制下的大家庭，因此墨子死后九年，尚在与坚持反对法家政治的阳城君合作。在这一组织中，墨者仅为其领袖之工具而已[9]。[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李竞恒2012年9月20日于成都狮子山--------------------------------------------------------------------------------[1]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06—109页。[10]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5页。
[13] 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载《历史研究》2009年5期，第37—38页。[25] 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216页。
为此，墨者分两步，进行了两次实践。[9] 杨宽：《墨学分期研究》，自《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8页。无独有偶，早在冯友兰著作之前，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就已经敏感到：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进入专题： 墨家 奴役 。这一理论，正是试图将墨者组织内部实行的原则，扩展到整个社会。可恰恰相反，那些最坚决反对秦制的人，恰恰是素来以温良恭俭让而著称的儒家。
黑帮组织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首领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对组织的绝对忠诚，为此不惜自我牺牲。琼·罗宾逊教授则认为自由是个靠不住的概念，独立教会、大学、学术团体、出版社、歌剧院等都是不好的。
这种鼓励向专制君主告密的立场，与出土秦律非常相似。[6]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 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
[46] [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6页。[17]《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座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
而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制裁力量，则是冯友兰所谓政治的制裁。使用现代政治术语用于古代是否合适，这是另一个解释的问题。反观墨者主张如果不尚同于统治者，就将遭受五刑的诛杀，不欲民之稍异义，说二者之间如水火不能相容，确实就很好理解了。资源有限，比他先来的墨者，便在秦王面前诋毁自己的同志们。
[32]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7—98页。但对于墨者而言，不要说一个无辜小女孩的眼泪，就是更多一些人的眼泪和生命，在为了大部分人幸福的这个前提下，也是可以牺牲的。
为了争夺敌人的脑袋，秦国士兵经常像疯狗一样互相争夺。秦国，成功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
士大夫有议政权之外，也强调民众的言论权。在这个意义上，以严酷手段破坏原有自发社会，建立严酷警察国家的秦国，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也并非言过其实。
在寂静的西方，那片本来就蔑视周代仁义文化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场建立国家专制主义的狂热运动。在最高的善那里，人们只面对正义的神灵与人间掌握了最高正义的绝对主权者，因此爱无等差，对父母之爱应当与对路人之爱持等同，反之亦然。这与墨者所谓对父母之爱与路人之爱无等差，在价值观上也是很相符的。这一点，也正如杨宽所说：墨子既尚同，不欲民之稍异义，故治民，主用刑[21]。
从出土竹简材料来看，秦国这样的法家社会具有严格的编户之制，秦国编户以伍为单位，楚国则从未实行这一制度[13]。最后，冯友兰指出：依墨子天子上同于天之说，则上帝及主权者之意志，相合为一，无复冲突。
一直到近代，不是还有储安平们，为了社会平等的高贵信念，而投入现代叙拉古的怀抱吗？而到了今天，还有搞隐微写作的现代巫师们，还在做着千年前的迷梦，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请记住，从叙拉古，到古拉格，只有一步之遥。否则也无法解释那些满怀解救全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最后何以投入纳粹党的怀抱之中。
楚国的社会传统，较多保存了小共同体为本位的形态，因此最不能忍受法家严酷的国家主义。血缘组织被拆散，人民被集中营一般的连坐制度严格控制，并鼓励互相告密[17]。